大学生迎来“父亲就业”时代

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

曲文上次接受记者采访是2005年7月。当时他刚工作1个月，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一个大款或官员家庭。

在他看来，正是家庭背景不同，才导致他和一位同学在找工作上的冷暖不均。现在，他已经换了两份工作，也习惯把那份“不平”看做“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称“早就习以为常”。

家庭背景不同 找工作冷暖不均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2005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的出色表现，他留在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在家里人看来，能留在省城相当不错。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合同，没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学则幸运多了，两人同在一家电视台，后者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毕业半年后，那位同学结了婚，有房有车。

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有差别，而是家庭背景不同。“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市电视台的领导。”对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曲文现在在一家网站工作，这是他毕业两年多来的第三份工作，此前他曾就职于一家私营的广告公司。目前，曲文月收入在1700元左右，在南京仅够维持生活。“我们家几代贫农，亲戚朋友都是种地的。”曲文说，自己在省城立足，靠的只有“能吃苦”。实际上，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他大四时更想去考研。

靠助学贷款上大学的曲文最终放弃了考研的打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曾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收入越高，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会越多；在进入高校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越多，而迫于经济压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

文东茅在研究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时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学生从家庭和亲友处获得的资助额、花费的伙食费、求职总费用等呈正相关关系，父亲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者，这3项费用平均分别约为3．12万元、1．22万元、1010元，而父亲只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者，这3项费用分别只有2．45万元、9400元、870元。即使在大学毕业之际，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影响许多毕业生选择是否继续求学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又体现了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源。“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实际工作中，人情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力明显降低

与曲文来自同一个地区，在同一个大学、同一个院系学习，毕业后，何超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当曲文还满心羡慕电视台“台聘”人员的稳定和待遇时，何超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没有扎堆投简历，而是悄悄去了一场该台组织的有“部分人员”参加的“第二次考试”。后来，当天参加考试的人无一例外都成了“台聘”人员。

至今，何超的一个同学还记得他当时“春风得意”的样子。拍毕业照那天，他的父亲——一位在家乡“有点影响”的人，特地赶来学校，和儿子合影留念。

在何超所在的年级，台聘的人屈指可数。据一位当时同样参加“第二次考试”的校友坦言，为了进入那场考试，他家托到了“省里的关系”。

工作定了之后，何超对那次考试和工作的具体去向一直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同学问起，何超只说自己是台聘，而且“好就好在朝九晚五，非常安逸。在电视台，这样的情况很少。”

事实上，据他的一个同学透露，他们那一批台聘的，“干不来活，没有频道愿意要。”只听说何超在各个栏目之间游走了一年都没人“接手”，最后被“分配”到一个没有年轻人，只有50岁以上者才去的“养老的地方”。

那批“台聘人员”中同样“不得志”的还有张琳。她是研究生学历，在没有其他部门愿意接收的情况下，被“安插”到了一个以艰苦著称的栏目。一位在该栏目工作过的人撇撇嘴说：“分到那里去了，惨吧！”和她共事的，大多是外聘的兼职人员，人员流动性极大。

说腻了工作的“愉快”，何超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埋怨，说工作不是他的兴趣。在几次全台出动的大型活动中，借调他帮忙时，总会多多少少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尽管小何总强调是别人不对。

何超很怀念以前凭自己的实力，在感兴趣的媒体实习的经历。他说，在那里，自己能找到一些被“尊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