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让我鄙视山西黑窖里的窖工！

      下午，女演员张钰赶到北京东城区府右胡同附近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接待室，递交了一份与自己有性交易的13位导演的名单，但是中纪委以“控告导演并不属于该中心的职权范围，所以无法受理”的理由拒绝了张钰的控告。

　　张钰的录音带事件在中国已经炸开了锅，“潜规则”让张钰成为了倍受关注和饱受非议的对象。但是我依然认为张钰是伟大的，相对于山西黑窖的窖工，张钰让我这个学法的学生上了一堂社会实践课，也身体力行的教育了逆来顺受的中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权利。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发生在山西黑砖窑的窖工事件归咎于法律法规以及执法中存在的灰色地带，归咎于黑教主及其幕后的官商勾结，这样的“归罪”有一定的道理，也让人感觉到找到了原罪的根。但是我认为这种“归罪”方法是奴化人的方法，我们总把邪恶加在恶人的身上，其实恶人只是开始了罪恶的行径，而真正决定延续罪恶的是那些受罪恶伤害的人。

　　在山西黑窖事件总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包工头，包工头是除了人贩子和窖工之外的罪魁祸首之一。每当有关部门检查黑窖时，包工头专门承担转移孩子的任务。在窖工对待对待孩子的方式上，窖工不仅是让黑教主奴化了自己，也让窖主奴化了他的下一代。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开篇中写道：“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法的手段是斗争。只要法必须防御来自不法的侵害——此现象将与世共存，则法无斗争将无济于事。法的生命世斗争，即国民的、国家权利的、阶级的、个人的斗争。”

　　张钰开始其实也是一个谋求机会的“贼”，她试图从“潜规则”中受益，但是一些无耻的导演只是骗她上床而不给她上戏。于是，为了反抗被“潜规则”吞噬的的权利，张钰百般周折，用偷拍的方法把和导演上床的经过制成录音、录像证据。通过这些有利的证据在媒体上暴露导演的丑陋行径。

　　事态发展到在媒体上爆炒时，张钰说：“她只能以自己一点点的努力推动娱乐圈的净化，解救受到‘性交易’影响的女演员们”。张钰开始的时候或许很卑鄙的利用了潜规则，但是在自己没有从潜规则中获利后，张钰的斗争在影响上确实有“推动娱乐圈的净化”的效果。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张钰不仅是自己权利的卫士，更是社会秩序的斗士。

　　如果张钰不作出偷拍的反抗，就等于说是在沉默中死亡，在沉默中给别人剥夺自己的权利的判决书上画押。张钰站在主张自己权利的立场上，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投入到斗争之中，希望从斗争中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她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就是“正义女神的剑”，用这把“正义的女神之剑”刺向那些在娱乐圈中享受“潜规则”暴利的可耻导演。山西的窖工确实有很多的无奈，但是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可悲。因为他们仅仅拥有的是“操作天平”判断是非的技巧，但却失去了“挥舞正义宝剑”的力量和资格。与被害者的权利同时被剥夺的不只是权利，而是为权利而奋斗的精神和为生存而奋发的气节！

　　张钰值得法治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学习的一点是，张钰为自己的权利斗争的方式是合法且合理的。张钰首先是向人民提起诉讼，败诉后又向纪委控告，接下来张钰准备向公安机关反映这些导演涉嫌“猥亵妇女”。张钰在追求自己权利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暴力的方式，没有损害其他人的权益，也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她始终走的是“取证——诉讼”、“取证——控诉”的路。

　　张钰的不像那些法盲围攻政府，通过给政府施压来解决问题；张钰更没有那些野蛮人的气质，通过跪天安门、自焚造成社会秩序更大的混乱来解决问题；张钰更没有那些精神脆弱者的神经，通过做“自由落体运动”或者“割腕放血”来引起社会的骚动。

　　有人说张钰的做法是对娱乐圈的伤害，请问一个寻求正义的人对谁有伤害，正义伤害的永远是邪恶，如果说张钰的做法是对娱乐圈的伤害的话，那么即等于说默认了娱乐圈的邪恶本质。“对待那些企图剥夺我的正当权利，希望我对诉讼恐惧、懒怠、漠不关心。软弱无力的人，无论费尽多少费用，我们都应该追回自己的权利，而且必须追回。”

　　有人开始了罪恶的行为，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与这种行为做斗争，在斗争中毁灭这种罪恶，否则，我们很可能将延续这种罪恶。正象耶林所说：

　　“人必须每天不停的开拓生活与自由，

　　然后，

　　才配有生活与自由的享受。”